现代人物散文文学类作品3篇

现代人物散文文学类作品3篇
  我谈大先生
  陈丹青
          ——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在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上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之处,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惊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像吗?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18、19世纪。人家西方l8、19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 “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不洋派,也非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外交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了七十多年,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思妥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的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吗?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
    “就文学论,就人物论,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70年了。70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愤怒激烈、嫉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平实地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涂料。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历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恺、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官吃过饭。
    总之,鲁迅的时代,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时期人物被贬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文坛上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支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个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我常会想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他的流亡身份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色彩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照他看来,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跌宕自喜”。
    “跌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跌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领会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为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搞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邦邦。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拿支烟,嘻笑言谈。唐弢还说,那时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的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这样看来,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熟不识的人,鲁迅怎样看待,人家又怎样看待鲁迅呢?我的一位师尊认识一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50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地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有好玩,开心的一面,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们的历史教育、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另一面却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吗,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捡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子看下来,鲁迅简直是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的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时期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像。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风流盖世,他好玩吗?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调皮与好玩——他虽也论到心里的所谓“流氓鬼”,即文笔偶尔“不正经”——可是论开阖,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真气,到底窄了好几圈,虽这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当年在乱世中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我们看不出林语堂平时真好玩,他或许幽默吧,毕竟是种种西式的刻意的自我教养,与鲁迅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
    这样子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诠释模式里。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这“核对”一句,我以为说得中肯极了。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激烈深刻,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不及鲁迅,不在主张和道理,而在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词语调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看不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好玩与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还有那未曾结集的《五讲三嘘集》,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
    历来我们称引鲁迅,尤其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摁着孩子死命念的篇目——临了还逼着学生硬写什么“主题思想”之类——总是拣那几篇沉痛激愤之作,而许多绝妙的游戏文章,向来不称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另有不少爽快的杂文,譬如《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当时的文人纷纷谈论,言不及义,此后迄今,也还没人比得过,查对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写;《南腔北调集》另有两篇随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搁在今天看,意思也还精辟醒豁,也写在同一天——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鲁迅下笔,实在是讲快感的,他自己说他作文是被“挤”出来的,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戏话”,几分认真,几分调笑,顺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学家。而他所谓“匕首”之类,并不真要见血,不过刺着好玩,态度又常是温厚的。譬如《论他妈的》,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们读着,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一端,可是读到结尾,老先生另起一段,忽然这么写道: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农民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兴的‘我的亲爱的’那种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中国散文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还得看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写文章便可尽管峭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这样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峻急犀利这一路,他会忽而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而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而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而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而温润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糅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高贵的品质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泼辣无忌、妙笔生花,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文章,《古文观止》也不见相似而相应之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也会惊异赞赏,因他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开阔而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则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令人起敬。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鲁迅的《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今日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休想请来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老先生早就半自觉倾心于桑塔格形容巴特尔的所谓“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本雅明、萨特、巴特尔、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高中生。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当年中国成为思想时尚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弄文学,玩弄时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尔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能不能或有没有必要挪去比照鲁迅,然而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花招,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种种西洋理论新说法,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被统称为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清楚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尔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时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以我的偏见,他们似乎还是不及鲁迅——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便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正直、刚烈、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许多聪明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能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企及他,超越他。
    然而鲁迅这种绝望的特质,说来并不见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在我们任意夸张而援引的那位鲁迅身上,偏偏被排除了“绝望”与“好玩”这两样特质——这特质,反倒是现代西方人能意会,即便如老牌左翼思想家葛兰西也说过“智慧上的悲观主义”这样的话,鲁迅听见了,或可引为同调吧。连我们眼中浅薄而开心的美国文化中,也有纽约大导演伍迪·爱伦无遮无拦的话:“你这样地悲观绝望,这样地看破一切,你唯一的反应就是放声大笑。”——其实,在鲁迅诅咒的古语中,早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因绝望而发出的笑,只是我们已经忘了、不用了,这个词,叫做“痛咥”。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好看,也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天才徐志摩
  余杰
    扔了这沉重的皮囊吧,是人没有不想飞的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1933年11月19日午后2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莺徐志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35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困苦的现实一天天浸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的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文、教书、办刊物、开书店,甚至实验农村乌托邦计划……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蚕一样用生命结成雪白的茧,在茧成的那天羽化飞升而去;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注定像荆棘鸟一样,衔着锐利的荆棘,在只有一弯新月的夜晚,不断为理想而鸣唱,直到满嘴鲜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终了。
    徐志摩是为了艺术,为了自由,为了美而生活的。“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奋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痛苦,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复梁任公的责难时,徐志摩说出了肺腑之言。但是,世间有没有真正的“灵魂之伴侣”呢?张幼仪、林徽音、陆小曼……有不爱而勉强爱的,有爱而不能爱的,有且爱且不爱的。总之,无论怎样求索,他的“爱”一次次被现实碰得粉碎。这是必然的结果。浪漫的爱,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圣洁高贵虚无漂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再开始心目中的爱。这样周而复始、两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
    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悲剧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涡之中,每一次的挣扎反而加速漩涡的运转。徐志摩本不该来到这么一个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进眼睛里肯定会被流出的眼泪冲走一样,他只能被当作异端。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击,这是一种他怎么也参不透的逻辑。进入30年代以后,徐志摩开始感到,尽管诗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去,我们只能在天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结震成了无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当每个聪明的成年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时候,那个喊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孩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然而,长不大的彼得·潘毕竟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徐志摩则是一棵无法与土地告别的树。追求了一辈子的美,突然发现面前傲然开放的是一朵恶之花。我们无法揣度他当年的心态,而好友梁遇春的回忆录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着一枝纸烟向一位朋友借火时说一名话:“Kissing the hire”。人世间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这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光辉。“只有徐志摩肯亲自吻这团生龙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传奇。”还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彻,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腊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飞”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在诗歌《云游》中,他写道:“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拥着我到极远的地方去/唉,我真不希望再回来/人说解脱,或许那就是罢!”
    于是,他真的不回来了,真的解脱了。这是一个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否则,这个沼泽地一样的世界上,怎么会有徐志摩这样一个不湿鞋袜的人来走一遭呢?
  
  冷 藏 的 凤 凰(读沈从文)
  杨羽仪
  湘西的凤凰是个绝美的地方。这不是我一家之言,早在数十年前,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一是福建的长汀,一是湖南的凤凰。”
    凤凰的绝美是全方位的。
    不能忘记那古老而沉雄的黄丝桥古城,它雄踞于湘黔边陲1500多年了,岁月悠悠,它依然默默地俯视着原野的沧桑。大地在速变着,它却是永恒的存在。那青石灰岩砌成的城楼,雄喋、箭垛,隐隐唱着“沙场烽火今安在,一曲芦笙对夕阳”的歌。
    不能忘记那起伏百里苍原、呼啸苍天的“南方长城”,那是数百年前官民相抗,汉苗对峙的悲剧见证。我看见它不但雄伟,而且在群山之巅飘飘忽忽,在这座山头留下一座烽火台,又在那座山肩坐落一座碉楼。望不尽的青山,望不尽的长城。从古时的“夜郎”国到近百年的烽烟四起,述说着这里隐藏着两个表面脆弱骨子里却十分坚强的民族。
    不能忘记那千古一绝的吊脚楼,它从大山深处一直延伸到沅水沱江畔。清清的沱江从凤凰城中轻轻流过,无数的吊脚楼悬于沱江两岸,一根根木柱撑起一幢幢小楼,撑起了两个可爱的民族。这迷人的吊脚楼上,岂止有飞檐翘角,有三面回廊,有象征吉样如意的木雕图案,有两个民族喜爱的牡丹和喜鹊,更有令世人惊羡的一群“宋祖英”,她们不但人靓,而且歌也甜。每当日落黄昏,从吊脚楼里走出来的一群一群土家族和苗族姑娘,她们迈着轻盈的步子,手上挽着一篮衣服到河边浣衣,走着高高的木桥,那桥脚长长的伸入江上,两条原木组成的“桥板”上,姑娘们飘然而过;在那颇有沱江特色的石礅桥(在江中砌了两行相隔不远的石礅,人在礅上过,水在礅下流。)跳着独特的舞蹈。宋祖英出自沅水沱江,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她原先也在那里浣衣,浣衣时唱着土家族动听的歌,像沱江清清地唱。她唱红了,并唱进了北京城。我发现,宋祖英般的美女在沱江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她的歌也不是最甜的,这沱江上的浣衣女,个个都像“宋祖英”,并不是太大的夸张。吊脚楼下,沱江的歌是轻轻的,甜甜的,柔柔的,唱得满河的灯火也聚到江中来了。岂止灯呢,斑鸠和丁丁雀也在低翔高飞,绕着一江浣衣女在轻轻伴唱。
    我更不能忘记在这深山和清江上,出了两个民族的出类拔萃的男人。沈从文在对凤凰古城作过这样的描述:“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立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年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样的大山养育了一批血性男人,鸦片战争时期在定海保卫战中身受十余处创伤,仍连斩数敌,血染沙场壮烈牺牲的郑国鸿老将军,便是沱江岸边一座不朽的青山。凤凰的男人是山;凤凰的男人也是水。凤凰出了国民政府的内阁总理熊希龄,出了中国著名的画家黄永玉,还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家沈从文。
    我始识凤凰,可以说是从读沈从文开始的。沈从文曾说:“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并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愈读沈从文,就愈觉得他是水造就的,抑或说他的性格就是水的性格。水的温和,水的包容;水纳百川,有容乃大。水的从容,以及水对人生怀抱虔诚的爱恋,水对人世间卑微人生平凡的哀乐,以及沧海横流中扬帆出海的狂想。这是从文先生的人世哲学。即使是他的文学成就已经举世瞩目,但由于种种不公正的原因,社会把从文先生“冷藏”起来了,“冷藏”达30多年之久,没有出版他的任何的书、没有报道他的任何活动,仿佛他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这时,被“冷藏”者常常悲愤欲绝,或大义凛然,做出绝世之举。从文先生不然、他在这个领域似乎消失了,然而,他又在别的领域如研究《中国服装史》而成了举世瞩目的大家。他是大家,但又以水那样平凡的心态入世出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一座高高的山。不像有些文学新辈,本来只是小家,甚至连小家也未及,只是一堆黄土,就迫不及待地自视为昆仑、泰山,一览众山小。于是,每走一步路,都带着叱咤风云之势;每说一句话,都带着训世的居高临下。从文先生在他1979年写的《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有一精彩的描述:“……那些马上得天下还想马上治天下的英雄伟人、为了寄生细菌的巧佞和谎言繁殖的迅速,不多久,都能由雕刻家设计,被安排骑在青铜熔铸的骏马上,和个斗鸡一样,在仿佛永远坚固磐石作基础的地面,给后人瞻仰。可是不多久,却将在同地震海啸相近而来的地覆天翻,只剩余一堆残迹,供人凭吊。”这是他被“冷藏”30多年后的大彻大悟。从文先生始终自视为平凡的水,以涓涓入世,在丛林中,在山石间本来就不喧嚣,因此在社会有意“冷藏”他的时候,他依然以平常之心出世。
    他被“冷藏”起来,并不等于弃世。他依然带着热切的希望,冀望着我们民族从病态走出来,从刀光剑影中走出一个刚强的民族。他对社会并不麻木,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又说:“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很自然。它的伟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极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久性。”
    这也许是他心态平和如水的哲学根据。从文先生是水,遭受“冷藏”,水便会化为冰,一块晶莹透亮的冰,坦坦荡荡地光照人间。
    被“冷藏”的人,一旦“开封”便会出现一股热。不过,自视为水的从文先生,对于这种热,依然是一种平常心态,一种水的包容和随和的心态。它是从沱江流出来,到沅水,到中国乃至世界,他却始终怀恋着那涓涓而来的沱江。
    啊,沱江,我读了你有20多年了。20多年后我才有幸触摸着你,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天上看样子要下雪,却还没有下起雪来,天空似乎又要“冷藏”着凤凰,“冷藏”着沱江。我们走过那高脚的木桥到了彼岸,又从独特的石礅桥走回此岸。坐上一只长长的木船,随水飘然而去,看那独特的吊脚楼,看那巍峨的城楼,看虹桥以及与之相连的南华山,希冀看透凤凰古城的一切。然而,我更深深地怀恋着清清的沱江,清得像面镜子,一面能鉴古今的历史明镜。一座千年的凤凰古城的历史倒影在清清的沱江里,两岸的山影树影走马灯般的人影,全都倒影在这清清的沱江里。可是,沱江依然那么清澈,明丽,一点也不混浊。即使与从文先生一起被“冷藏”着,沱江依然是平静的。它以水的特质平常地入世和出世,却震撼着我的心弦,久久地,久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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