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碎句与短章》

《碎句与短章》
  周国平
  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
  常有人问我:不去想那些人生的大问题,岂不可以活得快乐一些?
  我想用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话来回答: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幸福。
  人和猪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灵魂,猪没有灵魂。苏格拉底和傻瓜的区别就在于,苏格拉底的灵魂醒着,傻瓜的灵魂昏睡着。灵魂生活开始于不满足。不满足什么?不满足于像动物那样活着。正是在这不满足之中,人展开了对意义的寻求,创造了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话说:知足长乐。这也对。智者的特点正在于,在物质生活上很容易知足,却又绝对不满足于仅仅过物质生活。相反,正如伊壁鸠鲁所说,凡不能满足于少量物资的人,再多的物质也不会使他们满足。
  那么,何以见得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呢?穆勒说,因为前者的快乐更丰富,但惟有兼知两者的人才能做出判断。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头满足的猪,跟你说了也白说。我不是骂任何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检验人的素质的一个尺度
  按照马斯洛的著名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呈金字塔结构,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尊敬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第一、二项是生物性需要,第三、四项是社会性需要,第五项是精神性需要。我们也可以更笼统地把人的需要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项。
  也许,对人的需要结构还可以作另一种描述。比如说,如果把每个人的潜在需要的总和看作一个常量,那么,其中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比例便非常不同。物质需要所占比例越小,就越容易满足,精神需要也就越容易显现并成为主导的需要。相反,如果物质需要所占比例很大甚至覆盖全部,就难免欲壑难填永无满足之日了。
  人的潜在需要结构的这种差异也就是人的素质的差异。姑且不论这种差异的成因,我们至少得到了一个尺度:在生存需要能够基本满足之后,是物质欲望仍占上风,继续膨胀,还是精神欲望开始上升,渐成主导,一个人的素质由此可以判定。
  
  可持续的快乐
  我最讨厌那种说教,什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仿佛青少年时期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为将来的成功而苦苦奋斗。依我看,“少壮不享乐,老大徒懊丧”至少也是成立的。倘若一个人在少壮时并非因为生活所迫而只知吃苦,拒绝享受,到年老力衰时即使成了人上人,却丧失了享受的能力,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快乐不应该是单一的,短暂的,完全依赖外部条件的,而应该是丰富的,持久的,能够靠自己创造的,否则结果仍是不快乐。所以,我主张可持续的快乐,要使快乐本身不但是快乐,而且具有生长的能力,能够生成新的更多的快乐。青少年时期是心智最活泼的时期,也是心智趋于定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个人倘若能够通过读书、思考、欣赏艺术和大自然等等充分领略心灵的快乐,形成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在自己的身上就拥有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快乐源泉。这个源泉将滋润整个人生,使他即使在艰难困苦之中仍拥有人类最高级的快乐。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可能在青少年时期获得的最重大成就。
  
  钱和生活质量
    金钱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一个起码的道理是,在这个货币社会里,没有钱就无法生存,钱太少就要为生存操心。贫穷肯定是不幸,而金钱可以使人免于贫穷。
     在一定限度内,钱的增多还可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衣食住行及医疗、教育、文化、旅游等各方面的条件。但是,请注意,是在一定限度内。超出了这个限度,金钱对于生活质量的作用就呈递减的趋势。原因就在于,一个人的身体构造决定了他真正需要和能够享用的物质生活资料终归是有限的,多出来的部分只是奢华和摆设。我认为,基本上可以用小康的概念来标示上面所说的限度。从贫困到小康是物质生活的飞跃,从小康再往上,金钱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就逐渐减弱了,直至趋于零。单就个人物质生活来说,一个亿万富翁与一个千万富翁之间不会有什么差别,钱超过了一定数量,便只成了抽象的数字。
    至于在提供积极的享受方面,金钱的作用就更为有限了。人生最美好的享受都依赖于心灵能力,是钱买不来的。钱能买来名画,买不来欣赏,能买来色情服务,买不来爱情,能买来豪华旅游,买不来旅程中的精神收获。金钱最多只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条件之一,但永远不是充分条件,永远不能直接成为幸福。
  奢华不但不能提高生活质量,往往还会降低生活质量,使人耽于物质享受,远离精神生活。只有在那些精神素质极好的人身上,才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而这又只因为他们其实并不在乎物质享受,始终把精神生活看得更重要。
  
  快乐与钱无关
    人们往往以为,钱越多快乐就越多。这真是天大的误会。钱太少,不能维持生存,这当然不行。排除了这种情况,我可以断定,钱与快乐之间并无多少联系,更不存在正比例关系。
    一对夫妇在法国生活,他们有别墅和花园,最近又搬进了更大的别墅和更大的花园。可是,他们告诉我,新居带来的快乐,最强烈的一次是二十年前在国内时,住了多年集体宿舍,单位终于分给一套一居室,后来住房再大再气派,也没有这样的快乐了。其实,许多人有类似的体验。问那些穷苦过的大款,他们现在经常山珍海味,可有过去吃到一顿普通的红烧肉快乐,回答必是否定的。由此可见,伊壁鸠鲁早说得对:快乐较多依赖于心理,较少依赖于物质。
    快乐与花钱多少无关。有时候,花掉很多钱,结果并不快乐。有时候,花很少的钱,买到情人喜欢的一件小礼物,孩子喜欢的一个小玩具,自己喜欢的一本书,就可以很快乐。得到也是如此。我收到的第一笔稿费只有几元钱,但当时快乐的心情远超过现在收到几千元的稿费。
    金钱只能带来有限的快乐,却可能带来无限的烦恼。一个看重钱的人,挣钱和花钱都是烦恼,他的心被钱占据,没有给快乐留下多少余地了。天下真正快乐的人,不管他钱多钱少,都必是超脱金钱的人。
  
  可怕的不是钱,是贪欲
    人们常把金钱称作万恶之源,照我看,这是错怪了金钱。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谈不上善恶。毛病不是出在钱上,而是出在对钱的态度上。可怕的不是钱,而是贪欲,即一种对钱贪得无厌的占有态度。当然,钱可能会刺激起贪欲,但也可能不会。无论在钱多钱少的人中,都有贪者,也都有不贪者。所以,关键还在人的素质。
     贪与不贪的界限在哪里?我这么看:一个人如果以金钱本身或者它带来的奢侈生活为人生主要目的,他就是一个被贪欲控制了的人;相反,不贪之人只把金钱当作保证基本生活质量的手段,或者,在这个要求满足以后,把金钱当作实现更高人生理想的手段。
     贪欲首先是痛苦之源。正如爱比克泰特所说:“导致痛苦的不是贫穷,而是贪欲。”苦乐取决于所求与所得的比例,与所得大小无关。以钱和奢侈为目的,钱多了终归可以更多,生活奢侈了终归可以更奢侈,争逐和烦恼永无宁日。
    其次,贪欲不折不扣是万恶之源。在贪欲的驱使下,为官必贪,有权在手就拼命纳贿敛财,为商必奸,有利可图就不惜草菅人命。贪欲可以使人目中无法纪,心中无良知。今日社会上腐败滋生,不义横行,皆源于贪欲膨胀,当然也迫使人们叩问导致贪欲膨胀的体制之弊病。
    贪欲使人堕落,不但表现在攫取金钱时的不仁不义,而且表现在攫得金钱后的纵欲无度。对金钱贪得无厌的人,除了少数守财奴,多是为了享乐,而他们对享乐的惟一理解是放纵肉欲。基本的肉欲是容易满足的,太多的金钱就用来在放纵上玩花样,找刺激,必然的结果是生活糜烂,禽兽不如。
  
  做钱的主人,不做钱的奴隶
    有的人是金钱的主人,无论钱多钱少都拥有人的尊严。有的人是金钱的奴隶,一辈子为钱所役,甚至被钱所毁。
     判断一个人是金钱的奴隶还是金钱的主人,不能看他有没有钱,而要看他对金钱的态度。正是当一个人很有钱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一个穷人必须为生存而操心,我们无权评判他对钱的态度。
    做金钱的主人,关键是戒除对金钱的占有欲,抱一种不占有的态度。也就是真正把钱看作身外之物,不管是已到手的还是将到手的,都与之拉开距离,随时可以放弃。只有这样,才能在金钱面前保持自由的心态,做一个自由人。凡是对钱抱占有态度的人,他同时也就被钱占有,成了钱的奴隶,如同古希腊哲学家彼翁在谈到一个富有的守财奴时所说:“他并没有得到财富,而是财富得到了他。”
  
  哲学家与钱财
    苏格拉底说:一无所需最像神。第欧根尼说:一无所需是神的特权,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这可以说是哲学家的共同信念。多数哲学家安贫乐道,不追求也不积聚钱财。有一些哲学家出身富贵,为了精神的自由而主动放弃财产,比如古代的阿那克萨戈拉和现代的维特根斯坦。
     哲学家之所以对钱财所需甚少,是因为他们认为,钱财所能带来的快乐是十分有限的。如同伊壁鸠鲁所说:更多的钱财不会使快乐超过有限的钱财已经达到的水平。他们之所以有此认识,又是因为他们品尝过了另一种快乐,心中有了一个比较。正是与精神的快乐相比较,物质所能带来的快乐显出了它的有限,而惟有精神的快乐才可能是无限的。因此,智者的共同特点是:一方面,因为看清了物质的快乐的有限,最少的物质就能使他们满足;另一方面,因为渴望无限的精神的快乐,再多的物质也不能使他们满足。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是另一种情况,身为宫廷重臣,他不但不拒绝、而且享尽荣华富贵。不过,在享受的同时,他内心十分清醒,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我把命运女神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我同它们保持很宽的距离,使她可以随时把它们取走,而不必从我身上强行剥走。”他说到做到,后来官场失意,权财尽失,乃至性命不保,始终泰然自若。
  
  开展生命教育的迫切性
    当今社会上,许多人对生命抱冷漠的态度,苛待和残害生命的现象相当严重。举其显著者,例如:医院认钱不认人,见死不救,恶性医疗事故屡有发生,医疗腐败之所以最遭痛恨,正是因为直接威胁了广大人群生命的权利;矿难频繁,贪官和不法矿主互相勾结,为牟取暴利而置工人的生命于不顾;假药、伪劣食品横行,非法美容业猖獗,不断造成损害性后果;某些执法者、准执法者乃至非执法者滥用私刑,草菅人命;交通肇事者扔下受害人逃逸,甚至故意拖、压受害人致死;翻开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凶杀案的报道,其中一些作案缘由之微小与一条命的价值惊人地不相称。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冷漠的病菌也侵蚀了孩子们的心灵,校园暴力、青少年凶杀犯罪的案例明显增多。与此同时,孩子们对自己的生命也不知珍惜,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自杀成了多发现象。
    当然,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单靠教育来解决。但是,也不能缺少教育。有必要把生命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孩子开始,培育生命尊严的意识,善待自己的生命,也善待一切生命。
  
  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
    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每个人只有一条命。在无限的时空中,再也不会有同样的机会,所有因素都恰好组合在一起,来产生这一个特定的个体了。一旦失去了生命,没有人能够活第二次。同时,生命又是人生其他一切价值的前提,没有了生命,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由此得出的一个当然的结论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是最珍贵的。因此,对于自己的生命,我们当知珍惜,对于他人的生命,我们当知关爱。
    上述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我们真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关爱他人的生命了吗?有些人一辈子只把自己当作了赚钱或赚取其他利益的机器,何尝把自己当作生命来珍惜。有些人更是只用利害关系的眼光估量一切他人的价值,何尝有过一个生命对其他一切生命的深切关爱的体验。
    所以,在我看来,生命的价值仍是一个需要启蒙的话题。
  
  倾听生命自身的声音
    生命原是人的最珍贵的价值。可是,在当今的时代,其他种种次要的价值取代生命成了人生的主要目标乃至唯一目标,人们耗尽毕生精力追逐金钱、权力、名声、地位等等,从来不问一下这些东西是否使生命获得了真正的满足,生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生命原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组合体,包含着多种多样的需要、能力、冲动,其中每一种都有独立的存在和价值,都应该得到实现和满足。可是,现实的情形是,多少人的内在潜能没有得到开发,他们的生命早早地就纳入了一条狭窄而固定的轨道,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的子女也培养成片面的人。
    我们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个功利的世界上,人人必须为生存而奋斗,这一点决定了生命本身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忽视的必然性。然而,我们可以也应当减少这个程度,为生命争取尽可能大的空间。
    在市声尘嚣之中,生命的声音已经久被遮蔽,无人理会。现在,让我们都安静下来,每个人都向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内部倾听,听一听自己的生命在说什么,想一想自己的生命究竟需要什么。
  
  不失性命之情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最重视生命价值的学派应是道家。《淮南王书》把这方面的思想概括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庄子也一再强调要“不失其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相反的情形则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很显然,在庄子看来,物欲与生命是相敌对的,被物欲控制住的人是与生命的本性背道而驰的,因而是颠倒的人。
    自然赋予人的一切生命欲望皆无罪,禁欲主义最没有道理。我们既然拥有了生命,当然有权享受它。但是,生命欲望和物欲是两回事。一方面,生命本身对于物质资料的需要是有限的,物欲决非生命本身之需,而是社会刺激起来的。另一方面,生命享受的疆域无比宽广,相比之下,物欲的满足就太狭窄了。因此,那些只把生命用来追求物质的人,实际上既怠慢了自己生命的真正需要,也剥夺了自己生命享受的广阔疆域。
  
  生命观与人生意义
    最近有一所学校开展生命教育,让我题词,我写了三句话: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源;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端。
     这三句话,表达了我对生命观与人生意义之关系的看法。人生的意义,在世俗层次上即幸福,在社会层次上即道德,在超越层次上即信仰,皆取决于对生命的态度。
    幸福是对生命的享受,对生命种种美好经历的体验,当然要以热爱生命为前提。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内在生命力枯竭,就不会再有什么事情能使他感到幸福了。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亚当•斯密说:同情是道德的根源,由之产生两种基本美德,即正义和仁慈。可见中西大哲皆认为,道德是建立在生命与生命的互相同情之基础上的。同样,道德之沦丧,起于同情心之死灭。
    基督教相信生命来自神,佛教不杀生。其实,不必信某一宗教,面对生命的奇迹,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泰戈尔说:“我的主,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这已经就是信仰了。相反,对生命毫无敬畏之心的人,必与信仰无缘。
  
  利己和同情
    西哲认为,利己是人的本能,对之不应作道德的判断,只可因势利导。同时,人还有另一种本能,即同情。同情是以利己的本能为基础的,由之出发,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替别人想,就是同情了。自己觉得不利的事情,也不对别人做,这叫做正义,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觉得有利的事情,也让别人享受到,这叫做仁慈,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这里,利己和同情两者都不可缺。没有利己,对自己的生命麻木,便如同石头,对别人的生命必冷漠。只知利己,不能推己及人,没有同情,便如同禽兽,对别人的生命必冷酷。
  中国儒家也强调同情,但往往否定利己,使得推己及人失去了基础。在这方面,荀子比较正确,认为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区别在求利之道不同,可惜他的见解少被采纳。同时,儒家的推己及人也有毛病,“能近取譬”限于宗法关系,使得仁蜕变为父子关系的孝,进而蜕变为君臣关系的忠。于是,以同情为出发点的儒家伦理竟演化成了血淋淋的三纲,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在专制权力面前,一切生命的价值都等于零。
  
  野蛮的做法
    今日的家长们似乎都深谋远虑,在孩子很小时就为他将来有一个好职业而奋斗了,为此拼命让孩子进重点学校和上各种课外班。从孩子这方面来说,便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投入了可怕的竞争,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过去,为了拿到那张最后的文凭,不知要经受多少作业和考试的折磨。有道是: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在我看来,这种教育方式恰好一开始就是输局了。身心不能自由健康地发展,只学得一些技能,将来怎么会有大出息呢?
    一个人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原是人生最美好也最重要的阶段,有其自身不可取代的价值,现在这个价值被完全抹杀了,其全部价值被归结为只是为将来谋职做准备。多么宝贵的童年和青春,竟为了如此渺小的一个目标做了牺牲。这种做法无疑是野蛮的。我不禁要问:这还是教育吗?教育究竟何为?
    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以应试和急功近利为特征,使得家长和孩子们难有别的选择。因此,当务之急是改变这个体制。
  
  教育的尺度
    针对我们教育的现状,我认为有必要重温卢梭的一个著名论点:教育就是生长。杜威进而阐发道:这意味着生长本身是目的,在生长的前头并没有另外的目的,比如将来适应社会、做出成就之类。此言精辟地道出了教育的本质。
     按照这个观点,我们不能用狭隘的功利尺度衡量教育,而应该用广阔的人性尺度和人生尺度。
    人性尺度是指:教育应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而不是强迫儿童和青年接受外来的东西。比如说,智育是发展好奇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德育是鼓励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灌输规范。
    人生尺度是指:教育应使受教育者现在的生活就是幸福而有意义的,并以此为幸福而有意义的一生创造良好的基础。看教育是否成功,就看它是拓展了还是缩减了受教育者的人生可能性。与幸福而有意义的人生这个目标相比,获得一个好职业之类的目标显得何其可怜。
    当然,我们也要用社会尺度衡量教育,但这个社会尺度应该也是广阔的而非狭隘的。正如罗素所指出的:一个由本性优秀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肯定会比相反的情形好得多。
  
  不可误用光阴
    如果说教育即生长,那么,教育机构和教育者的使命就是为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
  怎样的环境算最好?生长是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可称之为内在的自由,最好的环境就是为之提供外在的自由。外在自由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另一是自由时间。这里单说后一方面。
    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在希腊人看来,学生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体验和沉思,才能自由地发展其心智能力。卢梭说:“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要浪费时间。”由我们今天的许多耳朵听来,这句话简直是谬论。但卢梭自有他的道理,他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今天许多家长和老师惟恐孩子虚度光阴,驱迫着他们做无穷的作业,不给他们留出一点儿玩耍的时间,自以为这就是尽了做家长和老师的责任。卢梭却问你:什么叫虚度?快乐不算什么吗?整日跳跑不算什么吗?如果满足天性的要求就算虚度,那就让他们虚度好了。
    仔细想一想,卢梭多么有道理,我们今日的所作所为正是逼迫孩子们误用光阴。
  
  童年的价值
    在人的一生中,童年似乎是最不起眼的。大人们都在做正经事,孩子们却只是在玩耍,在梦想,仿佛在无所事事中挥霍着宝贵的光阴。可是,这似乎最不起眼的童年其实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季节。粗心的大人看不见,在每一个看似懵懂的孩子身上,都有一个灵魂在朝着某种形态生成。
    在人的一生中,童年似乎是最短暂的。如果只看数字,孩提时期所占的比例确实比成年时期小得多。可是,这似乎短暂的童年其实是人生中最悠长的时光。我们仅在儿时体验过时光的永驻,而到了成年之后,儿时的回忆又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对聪明的大人说的话:倘若你珍惜你的童年,你一定也要尊重你的孩子的童年。当孩子无忧无虑地玩耍时,不要用你眼中的正经事去打扰他。当孩子编织美丽的梦想时,不要用你眼中的现实去纠正他。如同纪伯伦所说:孩子虽是借你而来,却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他爱,却不可给他想法,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执意把孩子引上成人的轨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正是在粗暴地夺走他的童年。
  
  向孩子学习
    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就一定不得进天国。”帕斯卡尔说:“智慧把我们带回到童年。”孟子说:“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几乎一切伟人都用敬佩的眼光看孩子。在他们眼中,孩子的心智尚未被岁月扭曲,保存着最宝贵的品质,值得大人们学习。
    与大人相比,孩子诚然缺乏知识。然而,他们富于好奇心、感受性和想象力,这些正是最宝贵的智力品质,因此能够不受习见的支配,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
    与大人相比,孩子诚然缺乏阅历。然而,他们诚实、坦荡、率性,这些正是最宝贵的心灵品质,因此能够不受功利的支配,做事只凭真兴趣。
    如果一个成人仍葆有这些品质,我们就说他有童心。凡葆有童心的人,往往也善于欣赏儿童,二者其实是一回事。
    相反,有那么一些童心已经死灭的大人,执意要把孩子引上自己的轨道。在他们眼中,孩子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行,一切都要大人教,而大人在孩子身上则学不到任何东西。恕我直言,在我眼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大人。
  
  教师是神圣的职业
    我上学的时候,人们常引用高尔基的一句话,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很少有人提起这句话了。可是,正是现在,太有必要重提教师职业的神圣性这个话题。
    从小学到大学,是人的生长的最重要时期。生长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而对于学生来说,教师实际上构成了最重要的环境。许多人,包括许多伟人,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脑中往往会凸现一个老师的形象。一个优秀的教师会影响许多人的人生道路,所以才使人终身不忘。
    杜威把教师比喻为上帝的代言人、天国的引路人。教师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影响是在精神上,因此他自己必须有崇高的精神境界。现在人们在讨论大学改革,依我看,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要有一批心灵高贵、头脑活跃的学者,而体制优劣的标准就在于能否吸引这样的学者。有了这样一批学者,自然能够熏陶和培育出优秀人才。什么是好学校?很简单,就是有一批好教师的学校。
    今日教师队伍的素质不容乐观。罗素说,教师爱学生应该胜于爱国家和教会。针对今日的情况,我要补充一句:更应该胜于爱金钱和名利。我的担心是,今日的学生在将来回忆自己的人生岁月时,脑中不再会出现值得感念的老师形象。
  
  励什么样的志
    现在书店里充斥着所谓励志类书籍,其中也许有好的,但许多是垃圾。这些垃圾书的内容无非是两类,一是教人如何在名利场上拼搏,发财致富,出人头地,二是教人如何精明地处理人际关系,讨上司或老板欢心,在社会上吃得开。偏是这类东西似乎十分畅销,每次在书店看到它们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满眼是“经营自我”、“人生策略”、“致富圣经”之类庸俗不堪的书名,我就为这个时代感到悲哀。
     “自我”原是代表每一个人最独特的禀赋和价值,认识和实现“自我”一直被视为人生的目的,现在它竟成了一个要经营的对象,亦即谋利的手段。说到“人生”,历来强调的是人生理想,现在“策略”取而代之,把人生由心灵旅程变成了功利战场。“圣经”一词象征最高真理,现在居然明目张胆地把致富宣布为最高真理了。这些语词的搭配本身已是一种亵渎,表明我们的时代急功近利到了何等地步。
     励志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励什么样的志。完全没有精神目标,一味追逐世俗的功利,这算什么“志”,恰恰是胸无大志。
  
  成功是优秀的副产品
    在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成功”一词出现的频率最高。人人都向往成功,没有人愿意自己一生事业无成,碌碌无为,这无可非议。但是,把成功作为首选,却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首要的目标应该是优秀,其次才是成功。
    所谓优秀,是指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有高尚的人格和真实的才学。一个优秀的人,即使他在名利场上不成功,他仍能有充实的心灵生活,他的人生仍是充满意义的。相反,一个平庸的人,即使他在名利场上风光十足,他也只是在混日子,至多是混得好一些罢了。
    事实上,一个人倘若真正优秀,而时代又不是非常糟,他获得成功的机会还是相当大的。即使生不逢辰,或者运气不佳,也多能在身后得到承认。优秀者的成功往往是大成功,远非那些追名逐利之辈的渺小成功可比。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成功者都出自精神上优秀的人之中,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包括创造财富的领域,做成伟大事业的决非钻营之徒,而必是拥有伟大人格和智慧的人。
     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人,基本上是可以自己做主的,能否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则在相当程度上要靠运气。所以,应该把成功看作优秀的副产品,不妨在优秀的基础上争取它,得到了最好,得不到也没有什么。在根本的意义上,作为一个人,优秀就已经是成功。
  
  幸福和运气
     无人能完全支配自己在世间的遭遇,其中充满着偶然性,因为偶然性的不同,运气分出好坏。有的人运气特别好,有的人运气特别坏,大多数人则介于其间,不太好也不太坏。谁都不愿意运气特别坏,但是,运气特别好,太容易地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是否就一定好?恐怕未必。他们得到的东西是看得见的,但也许因此失去了虽然看不见却更宝贵的东西。天下幸运儿大抵浅薄,便是证明。我所说的幸运儿与成功者是两回事。真正的成功者必定经历过苦难、挫折和逆境,决不是只靠运气好。
    运气好与幸福也是两回事。一个人唯有经历过磨难,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灵魂才会变得丰富,而这正是幸福的最重要源泉。如此看来,我们一生中既有运气好的时候,也有运气坏的时候,恰恰是最利于幸福的情形。现实中的幸福,应是幸运与不幸按适当比例的结合。
    在设计一个完美的人生方案时,人们不妨海阔天空地遐想。可是,倘若你是一个智者,你就会知道,最美妙的好运也不该排除苦难,最耀眼的绚烂也要归于平淡。原来,完美是以不完美为材料的,圆满是必须包含缺憾的。最后你发现,上帝为每个人设计的方案无须更改,重要的是能够体悟其中的意蕴。
  
  及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
    我相信,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的禀赋和能力的基本性质是早已确定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必定有一种最适合他的事业,一个最适合他的领域。当然,在实践中,他能否找到这个领域,从事这种事业,不免会受客观情势的制约。但是,自己应该有一种自觉,尽量缩短寻找的过程。在人生的一定阶段上,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到底想要什么了。
     世界无限广阔,诱惑永无止境,但属于每一个人的现实可能性终究是有限的。你不妨对一切可能性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因为那是人生魅力的源泉,但同时你也要早一些在世界之海上抛下自己的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一个人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只要他顺应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一心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他在这世界上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家园。于是,他不但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外界的压力,而且会有足够的清醒来面对形形色色的机会的诱惑。
   
  “三十而立”解
    孔子说:“三十而立。”我对此话的理解是:一个人在进入中年的时候,应该确立起生活的基本信念了。所谓生活信念,第一是做人的原则,第二是做事的方向。也就是说,应该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要做怎样的人,想做怎样的事了。
     一个人年轻时,外在因素——包括所遇到的人、事情和机会——对他的生活信念会发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外在因素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那时候,如果他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信念,外在因素就很难再使之改变,如果仍未形成,外在因素也就很难再使之形成了。
  当然,“三十”不是一个硬指标,孔子毕竟是圣人,一般人也许晚一些。但是,“立”与不“立”是硬道理,无人能够回避。一个人有了“立”,才真正成了自己人生的主人。那些永远不“立”之人诚然也在生活,不过,对于他们的生活,可用一个现成的词形容,叫做“混”。这样的人不该再学孔子的口气说“三十而立”,最好改说“三十而混”。
  
  拥有“自我”
    哲学家们常常教导我们,要“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确,人活在世上,应该活出自己的本色。然而,“自我”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哲学家们自己尚且争论不清。
  一个人怎样才算拥有“自我”呢?我认为有两个可靠的标志。
    一是看他有没有自己的真兴趣,亦即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感到内在的愉快和充实。如果有,便表明他正在实现“自我”,这个“自我”是指他的个性,每个人独特的生命价值。
     二是看他有没有自己的真信念,亦即自己处世做人的原则,那是他的精神上的坐标轴,使他在俗世中不随波逐流。如果有,便表明他拥有“自我”,这个“自我”是指他的灵魂,一个坚定的精神核心。
    这两种意义上的“自我”都不是每个人一出生就拥有的,而是在人生过程中不断选择和创造的结果。正因为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成为怎样的人负责。
  
  解读“性格就是命运”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性格是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永远不可摆脱,如同不可摆脱命运一样;二,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命运。
    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是由天赋性格的好坏决定的呢?我认为不能,因为天性无所谓好坏,因此由之决定的命运也无所谓好坏。明确了这一点,可知赫拉克利特的名言的真正含义是:一个人应该认清自己的天性,过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生活,而对他而言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一个灵魂在天外游荡,有一天通过某一对男女的交合而投进一个凡胎。他从懵懂无知开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加,那天赋的性质渐渐显露,使他不自觉地对生活有一种基本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方向。
    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也常被翻译成:“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的确,一个人一旦认清了自己的天性,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他也就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了,如同有神守护一样,不会在喧闹的人世间迷失方向。
  
  成为自己的朋友
    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谁是你的朋友?”他回答:“另一个自我。”
    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朋友。在所有朋友中,不能缺了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自己。缺了这个朋友,一个人即使朋友遍天下,也只是表面的热闹而已,实际上他是很空虚的。
    一个人是否自己的朋友,有一个可靠的测试标准,就是看他能否独处,独处是否感到充实。如果他害怕独处,一心逃避自己,他当然不是自己的朋友。
    能否和自己做朋友,关键在于有没有芝诺所说的“另一个自我”。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更高的自我,这个自我以理性的态度关爱着那个在世上奋斗的自我。理性的关爱,这正是友谊的特征。有的人不爱自己,一味自怨,仿佛自己的仇人。有的人爱自己而没有理性,一味自恋,俨然自己的情人。在这两种场合,更高的自我都是缺席的。
    成为自己的朋友,这是人生很高的成就。塞涅卡说,这样的人一定是全人类的朋友。蒙田说,这比攻城治国更了不起。我只想补充一句:如此伟大的成就却是每一个无缘攻城治国的普通人都有希望达到的。
  
  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有人问犬儒派创始人安提斯泰尼,哲学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回答是:“与自己谈话的能力。”
    我们经常与别人谈话,内容大抵是事务的处理、利益的分配、是非的争执、恩怨的倾诉、公关、交际、新闻等等。独处的时候,我们有时也在心中说话,细察其内容,仍不外上述这些,因此实际上也是在对别人说话,是对别人说话的预演或延续。我们真正与自己谈话的时候是十分稀少的。
    要能够与自己谈话,必须把心从世俗事务和人际关系中摆脱出来,回到自己。这是发生在灵魂中的谈话,是一种内在生活。
    与自己谈话的确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罕见的能力。有许多人,你不让他说凡事俗务,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只关心外界的事情,结果也就只拥有仅仅适合于与别人交谈的语言了。这样的人面对自己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一个与自己无话可说的人,难道会对别人说出什么有意思的话吗?哪怕他谈论的是天下大事,你仍感到是在听市井琐闻,因为在里面找不到那个把一切连结为整体的核心,那个照亮一切的精神。
  
  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这是铭刻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的著名箴言,希腊和后来的哲学家喜欢引用来规劝世人。
    对这句箴言可作三种理解。
    其一,人要有自知之明。有人问泰勒斯,什么是最困难之事,回答是:“认识你自己。”接着的问题:什么是最容易之事?回答是:“给别人提建议。”这位最早的哲人显然是在讽刺世人,世上有自知之明者寥寥无几,好为人师者比比皆是。苏格拉底更进一步,从这句箴言中看到了神对人的要求,就是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承认自己在宇宙最高秘密面前是无知的。“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因为这句话,他被德尔斐神谕称作全希腊最智慧的人。
    其二,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人性的秘密,都可以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人性。事实上,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人性认识者都是真诚的反省者,他们无情地把自己当作标本,藉之反而对人性有了深刻而同情的理解。
    其三,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都应该认识自己独特的禀赋和价值,从而自我实现,真正成为自己。
  
  多听少说
    希腊哲人大多讨厌饶舌之徒。泰勒斯说:“多言不表明有才智。”喀隆说:“不要让你的舌头超出你的思想。”斯多噶派的芝诺说:“我们之所以有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是为了让我们多听少说。”一个青年向他滔滔不绝,他打断说:“你的耳朵掉下来变成舌头了。”
     每当遇到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我就不禁想起芝诺的讽刺。世上的确有一种人,嘴是身上最发达的器官,无论走到哪里,几乎就只带着这一种器官,全部生活由说话和吃饭两件事构成。
    多听当然不是什么都听,还须善听。对于思想者来说,听只是思的一种方式。他听书中的先哲之言,听自己的灵魂,听天籁,听无忌的童言。
    少言是思想者的道德,唯有少言才能多思。舌头超出思想,那超出的部分只能是废话。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思想,在表达的时候也必定会慎用语言,以求准确有力,让最少的话包含最多的内容。
  独处与交往
  (一)
    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在于安于寂寞并使之具有生产力。人在寂寞中有三种状态。一是惶惶不安,茫无头绪,百事无心,一心逃出寂寞。二是渐渐习惯于寂寞,安下心来,建立起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务来驱逐寂寞。三是寂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
  (二)
    有的人只习惯于与别人共处,和别人说话,自己对自己无话可说,一旦独处就难受得要命,这样的人终究是肤浅的。人必须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与自己交流,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一个较有深度的内心世界。
  (三)
    我身上有两个自我。一个好动,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想经历。另一个喜静,对一切加以审视和消化。这另一个自我,仿佛是它把我派遣到人世间活动,同时又始终关切地把我置于它的视野之内,随时准备把我召回它的身边。即使我在世上遭受最悲惨的灾难和失败,只要识得返回它的途径,我就不会全军覆没。它是我的守护神,为我守护着一个永远的家园,使我不致无家可归。
  (四)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除了外在的自我以外,都还有着一个内在的精神性的自我。可惜的是,许多人的这个内在自我始终是昏睡着的,甚至是发育不良的。为了使内在自我能够健康生长,你必须给它以充足的营养。如果你经常读好书、沉思、欣赏艺术,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你就一定会感觉到,在你身上确实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你的人生路上的坚贞不渝的精神密友。
    人在世上都离不开朋友,但是,最忠实的朋友还是自己,就看你是否善于做自己的朋友了。要能够做自己的朋友,你就必须比那个外在的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而能够从人生的全景出发给他以提醒、鼓励和指导。
  (五)
    “记住回家的路”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人活在世上,总要到社会上去做事的。如果说这是一种走出家门,那么,回家便是回到每个人的自我,回到个人的内心生活。一个人倘若只有外在生活,没有内心生活,他最多只是活得热闹或者忙碌罢了,决不可能活得充实。其二,如果把人生看作一次旅行,那么,只要活着,我们就总是在旅途上。人在旅途,怎能没有乡愁?乡愁使我们追思世界的本原,人生的终极,灵魂的永恒故乡。总括起来,“记住回家的路”就是:记住从社会回到自我的路,记住从世界回到上帝的路。人当然不能不活在社会上和世界中,但是,时时记起回家的路,便可以保持清醒,不在社会的纷争和世界的喧嚣中沉沦。
  (六)
    真正成为自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上有许多人,你可以说他是随便什么东西,例如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个角色,唯独不是他自己。如果一个人总是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总是为外在的事务忙碌,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那么,说他不是他自己就一点儿也没有冤枉他。因为确确实实,从他的头脑到他的心灵,你在其中已经找不到丝毫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了,他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和事务的一架机器罢了。
  (七)
    做自己的一个冷眼旁观者和批评者,这是一种修养,它可以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避免落入自命不凡或者顾影自怜的可笑复可悲的境地。
  (八)
    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一些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那么,挥霍与慷慨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想是这样的:挥霍是把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拿出来,慷慨是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社交场上的热心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九)
    与人相处,如果你感到格外的轻松,在轻松中又感到真实的教益,我敢断定你一定遇到了你的同类,哪怕你们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职业。
  (十)
    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十一)
    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所做的首要贡献。
  (十二)
    凡是顶着友谊名义的利益之交,最后没有不破裂的,到头来还互相指责对方不够朋友,为友谊的脆弱大表义愤。其实,关友谊什么事呢,所谓友谊一开始就是假的,不过是利益的面具和工具罢了。今天的人们给了它一个恰当的名称,叫感情投资,这就比较诚实了,我希望人们更诚实一步,在投资时把自己的利润指标也通知被投资方。
  (十三)
    现在人们提倡关爱,我当然赞成。我想提醒的是,不要企图用关爱去消除一切隔膜,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会使关爱蜕变为精神强暴。在我看来,一种关爱不论来自何方,它越是不带精神上的要求,就越是真实可信,母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关爱所给予的是普通的人间温暖,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正需要并且可以期望获得的也正是这普通的人间温暖。至于心灵的沟通,那基本上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因而对之最适当的态度是顺其自然。
  善良,丰富,高贵
  周国平
    如果我是一个从前的哲人,来到今天的世界,我会最怀念什么?一定是这六个字:善良,丰富,高贵。
    看到医院拒收付不起昂贵医疗费的穷人,听凭危急病人死去,看到商人出售假药和伪劣食品,制造急性和慢性的死亡,看到矿难频繁,矿主用工人的生命换取高额利润,看到每天发生的许多凶杀案,往往为了很少的一点钱或一个很小的缘由夺走一条命,我为人心的冷漠感到震惊,于是我怀念善良。
    善良,生命对生命的同情,多么普通的品质,今天仿佛成了稀有之物。中外哲人都认为,同情是人与兽的区别的开端,是人类全部道德的基础。没有同情,人就不是人,社会就不是人呆的地方。人是怎么沦为兽的?就是从同情心的麻木和死灭开始的,由此下去可以干一切坏事,成为法西斯,成为恐怖主义者。善良是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最初界限,也是最后界限。
    看到今天许多人以满足物质欲望为人生惟一目标,全部生活由赚钱和花钱两件事组成,我为人们心灵的贫乏感到震惊,于是我怀念丰富。
    丰富,人的精神能力的生长、开花和结果,上天赐给万物之灵的最高享受,为什么人们弃之如敝屣呢?中外哲人都认为,丰富的心灵是幸福的真正源泉,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上天的赐予本来是公平的,每个人天性中都蕴涵着精神需求,在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之后,这种需求理应觉醒,它的满足理应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目标。那些永远折腾在功利世界上的人,那些从来不谙思考、阅读、独处、艺术欣赏、精神创造等心灵快乐的人,他们是怎样辜负了上天的赐予啊,不管他们多么有钱,他们是度过了怎样贫穷的一生啊。
  看到有些人为了获取金钱和权力毫无廉耻,可以干任何出卖自己尊严的事,然后又依仗所获取的金钱和权力毫无顾忌,肆意凌辱他人的尊严,我为这些人的灵魂的卑鄙感到震惊,于是我怀念高贵。
    高贵,曾经是许多时代最看重的价值,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现在似乎很少有人提起了。中外哲人都认为,人要有做人的尊严,要有做人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违背,如果违背,就意味着不把自己当人了。今天的一些人就是这样,不知尊严为何物,不把别人当人,任意欺凌和侮辱,而根源正在于他没有把自己当人,事实上你在他身上也已经看不出丝毫人的品性。高贵者的特点是极其尊重他人,他的自尊正因此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人的灵魂应该是高贵的,人应该做精神贵族,世上最可恨也最可悲的岂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精神贱民?
    我听见一切世代的哲人在向今天的人们呼唤:人啊,你要有善良的心,丰富的心灵,高贵的灵魂,这样你才无愧于人的称号,你才是作为真正的人在世间生活。
    善良,丰富,高贵——令人怀念的品质,人之为人的品质,我期待今天更多的人拥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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